【纽约时报】士兵相继患癌离世 西班牙氢弹事故隐藏了怎样的惊天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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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报在西班牙的美国空军基地上方响起，军官开始把所有他们能够逮住低级别士兵送上巴士，去执行一项秘密任务。这些人里有厨师、杂货店店员，甚至包括来自空军乐队的音乐家。

这是1966年冬天的一个深夜，一架冷战时期满载弹药并挂载了核武器的B-52巡逻轰炸机在西班牙海岸上空与一架空中加油机相撞，释放出的四枚氢弹翻滚着飞向一个名叫帕利马雷斯的村庄，这是位于西班牙崎岖南部海岸的一个偏僻村庄，这里有着错落有致的小块农田和白色的瓦房，自罗马时期以来，这个村庄几乎就没发生过什么变化。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核事故之一，美国希望能快速、秘密地清理好。这次的秘密任务就是让士兵去清理泄露的辐射性物质，但如果说那些上了巴士的男人们有被告知任何关于空军这次计划的事情的话，那通常就是，“别担心。”

“没有人向我们提到辐射或是钚或是其它任何东西，”当年才22岁的长号手弗兰克·B·汤普森这样说道，当时他在没有防护设备、连衣服都没有换的情况下，花了好几天时间去搜索那些受污染的土地。“他们告诉我们这是很安全的，我觉得我们一定是傻到极点了才相信他们。”

如今72岁的汤普森患有肝癌、肺癌和肾癌。他每个月的治疗费用达到2200美元，如果空军能认可他是辐射事故的受害者的话，这些治疗费用在退伍军人医院将得以免除。但近50年来，空军一直坚称，当时的坠机现场没有有害辐射。它说，污染的危险性是极小的，而严格的安全措施确保当时派去清理的1600名士兵都受到了保护。

但对数十个像汤普森这样的人的采访，以及此前从未发表过的解密文件向我们讲述了一个不同的故事。氢弹附近的辐射是如此之高，以致军方监测设备的读数爆表。部队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清除有毒粉尘，身上除了棉军装外几乎没有任何保护。在清理期间进行的测试显示，他们受到的钚污染高得惊人，但空军否认了这一结果，称它们“显然是不现实的。”

自那之后的几十年来，空军一直有意将辐射的检测结果和他们的医疗档案分离开来，它抵制要求对这些男人进行重新测试的呼声，即使当呼声是来自空军自身的其中一份调查时。

许多人都说，他们正在遭受钚中毒带来的严重影响。在《纽约时报》确认下来的当时有份参与清理行动的40名老兵中，有21人得了癌症。9人死于癌症。要把个体的癌症和一次暴露于辐射的经历联系是不可能的。也没有人做过正式的死亡率研究以确定这是否会导致疾病发病率的上升。这些男人唯一不得不依靠的证据，就是他们眼睁睁看着战友们一个个死去。

“John Young，死于癌症......Dudley Easton，癌症...... Furmanksi，癌症，”76岁的拉里·L·斯隆在一次采访中说道，他颤抖着，这是因为神经系统疾病而引起的。

当时的一名宪兵军官斯隆说，在坠机现场，有人给了他一个塑料袋，然后让他赤手捡起那些放射性碎片。“有几次他们用盖革计数器对我做检查，计数器很明显远远超出了正常范围，”他说，“但他们从来没有记下我的名字，也没有对我进行过跟踪记录。”

解密文件还显示，西班牙对这个村庄的监测也一直很随意。美国曾答应会为一项公共卫生项目付钱，以监测辐射对这里造成的长期影响，但数十年来几乎没有提供过资金。直到20世纪80年代，西班牙科学家还往往要依赖于破旧、过时的设备，并且缺乏追踪其潜在影响的资源，包括白血病儿童死亡案例。如今，一些已经被围起来的地区仍然受到污染，而他们对当地村民因此造成的长期健康影响知之甚少。

许多在爆炸后参与了清理行动的美国人都在试图从退伍军人事务部获得全部的医疗保险和伤残赔偿。但该部门依靠于空军的记录，因为空军的记录显示没有人在帕利马雷斯事故中受到伤害，该机构也一再拒绝理赔。

同样地，空军还否认了1968年在格陵兰图勒发生了几乎一样的坠毁事故后，参与了清理行动的500名老兵受到伤害的说法。这些老兵在1995年曾试图起诉国防部，但因为联邦法律保护军方免受士兵提出的过失索赔，该案件最终被驳回。所有具名的原告后来全都死于癌症。

空军医疗服务机构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它最近采用了现代技术，以重新评估当年在帕利马雷斯事故中参与清理的老兵受到的辐射风险，而“对健康不利的急性影响如预期一样没有被观察到，而长期风险即导致骨癌、肝癌、肺癌发病率上升的风险也很低。“

战争的不良后果往往是难以理清的。伤害除了很难量化外，也几乎不可能与以后发生的问题联系起来。既已认识到这一点，美国国会此前已经通过法律，给一些遭受特定风险的退伍军人自动福利——比如在受越南橙剂或内华达州核试验影响的军人，等等。但是，没有这些清理帕利马雷斯的军人适用的法律。

如果这些人能证明他们受到辐射伤害，他们所有相关的医疗护理都不必再花钱，并且还能得到适度的伤残抚恤金。但是，这是几十年前的一项清理一种无形毒素的秘密任务，要获得证据是很难的。所以，每次他们申请的时候，空军都会说他们并没有受到伤害，而部门也就拒绝赔偿。

“首先，他们甚至不承认我当时在那里，然后他们又否认那里存有任何辐射，”今年71岁的罗纳德·R·霍威尔说道，他最近刚刚切除了脑瘤。“我提出索赔要求，他们拒绝。我提出申诉，他们拒绝。现在，我要竭尽全力上诉。“他叹了一口气，又继续说道，“很快，我们全都会死去，而他们将成功地把这整件事埋藏起来。”

氢弹坠落当天

1966年1月17日，在氢弹发生非核爆炸的几个小时后，当时23岁的军官约翰·H·加曼乘直升机赶到了坠机现场。

“当时一片混乱，”今年74岁的加曼在他位于内华达州帕朗的家接受采访时说道。“残骸遍布整个村庄。轰炸机的一大部分坠毁在学校的院子里。“

他是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的人之一，并加入了另外六个人开始寻找失踪的四个氢弹。其中一枚氢弹落在了沙滩附近的柔软沙洲上，虽然已经变形但仍然完好无损。另一枚则沉入了大海，在一场疯狂的搜寻后，终于在两个月后找到了它，也仍保持完好。

根据一份已解密的原子能委员会秘密报告显示，另外两枚氢弹撞到了硬面上并发生爆炸，并各在村庄的两侧留下了房子大小的弹坑。内置的保护机制阻止了其发生核爆炸，但放射性的活性区附近的爆炸物炸出了充满钚的细粉尘，漂浮在错落有致的房屋和长满了成熟红番茄的农田上空。

一大群居民带着加曼来到了充满钚的弹坑，他们向下看着弹坑里的破碎残骸，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那时还没有任何辐射探测器，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否处在危险之中，”他说，“我们只是站在那里，朝着洞口往下看。”

原子能委员会的科学家很快赶到，他们拿走了加曼的衣服，因为它们已经被污染了，他说，但他们告诉他他会没事的。十二年后，他得了膀胱癌。

钚并不会释放常与核爆炸联系在一起的贯穿辐射，贯穿辐射会立即对健康产生明显的影响，比如烧伤。它发射的α粒子的穿透范围仅有几英寸，不能渗入皮肤。科学家们表示，在人体外部，它也相对无害，但人通常是通过吸入灰尘而吸入钚，一旦少量吸收进人体，它会发射连续的放射性粒子，一分钟达上千次，逐步造成的严重伤害在数十年后可能会导致癌症和其它疾病。在体内，一微克或一克的百万分之一的钚，都被视为是有潜在危害性的。据已解密的原子能委员会的报告，在帕利马雷斯事故中的氢弹释放了估计有7磅的钚——超过30亿微克。

事故发生后的第二天，从美军基地坐巴士前来的部队开始到达，他们带来了辐射探测设备。当时年轻的空军中尉威廉·杰克逊，使用一种手持式的每分钟最高能探测到200万α粒子的α粒子计数器，在最初的一些于弹坑附近进行的测试中帮了些忙。

“几乎每个我们指向的地方，机器的读数都达到最高，”他说，“但我们被告知这类型的辐射不会穿透皮肤。他们告诉我们这是安全的。“

五角大楼当时正致力于寻找沉入大海的氢弹，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弥漫着的钚带来的危险，一位当时在现场的空军人员说。士兵没有安全装备，只拖着疲惫的身躯无用地奔波于受到高度污染的番茄地里。在最初的几天里，还有许多人傻傻地来看破碎的氢弹。“有一次我去检查地理信息系统，发现他们把腿放在弹坑里晃来晃去，”杰克逊说，“他们就坐在那里，吃着他们的盒饭。”

飞机坠毁的传闻成了欧洲和美国的头版新闻。美国和西班牙的官员立即试图掩盖这一事故并降低风险。他们封锁了村庄，并否认这次坠毁涉及到核武器或是辐射。当一位美国记者发现了身穿白色工作服的男子时，军方的新闻发言人告诉他，“哦，他们是邮政分队的成员。”

一个多月后，氢弹存在的消息泄露，美国马上承认，一枚氢弹、而非两枚，已经“破损”，并且只是释放了“少量的基本无害的辐射”。

在今天，那两个爆炸的弹头将被人们称为脏弹，并且可能会引发撤离。但在那个时候，为了尽量降低爆炸的重大性，空军选择让村民留在原地。

官员们还请来了媒体，见证西班牙的内政部长曼努埃尔·弗拉加·伊里瓦内和美国外交大使安吉尔·比德尔·杜克在附近海滩亲自下水，以证明该地区是安全的。杜克告诉记者说，“如果这水有辐射的话，那我很喜欢它。”

一次匆忙的清理

由于担心氢弹可能会损害旅游业，西班牙坚持在夏季之前将这一烂摊子清理好。

在几天的时间里，部队用砍刀将被污染地区的番茄藤砍掉。尽管监督这次清理的科学家知道钚尘埃会带来巨大的危险，军队指挥官还是让部队将数千卡车的藤投入了切碎机，并在村庄附近烧毁了大量残骸。

其中一些接触尘埃最多的人被分发工作服和纸口罩以保证安全，但后来一份来自国防部核武器局的报告指出，“使用口罩除了在心理障碍方面有用外，还能有什么作用，这很值得怀疑。”

“如果戴一只口罩能对你的心理发挥些作用的话，那么你可以被特许戴一只，”首席科学顾问赖特·H·朗廷医生在之后的一份秘密简报中这样告诉原子能部的同事，“这样做在保护你方面并没有什么作用，但如果你会感觉好多了的话，那我们就让你戴上它。”

在评价这次清理行动的安全性时，朗廷（也许现在更令他为人所知的是他在一次秘密实验中扮演的角色，这次实验在美国医院患者不知情的情况下为他们注射钚）告诉同事，“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是难以满足健康物理学手册的标准的。“

空军在当地的农田买了一大堆西班牙民众不肯吃的受污染番茄。为了向公众保证番茄没有危险，指挥官将番茄供应到部队。虽然吃进钚的风险比吸进它的风险要低得多，但这仍然是不安全的。

“早餐，午餐和晚餐。我们一直吃番茄，直到我们厌恶了它们，“今年74岁的韦恩·胡格特说，他当时也是一名在场军官，“他们不停地说这些番茄没有什么问题。”

空军总共砍掉了600英亩耕地上的作物，并且在被污染的土地上开垦。部队从弹坑附近放射性最强的区域挖出5300桶土壤并且将这些桶装上船舶以运到南卡罗来纳州一个安全的核废料贮存场掩埋。

西班牙和美国当局向村民保证他们没什么可害怕的。习惯了生活在独裁之下的村民们几乎没有抗议。“即使这里有的人可能会想了解更多，但当时佛朗哥是负责人，所以大家也都不敢多问什么，”今年78岁的村民安东尼奥·拉托雷说道。

为了向村民保证他们的家园是安全的，空军派年轻的空军士兵带着手持式辐射探测器到他们家里。那时20岁的厨师彼得·M·里卡德，并没有就使用设备进行过培训，他记得他们被告知，当地人想要扫描什么，他们就扫描什么，但他的探测器是关着的。

“我们被要求捏造我们的读数，所以我们没有在当地人中引起骚动，”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我现在常常想到这件事情。我那时真是太不聪明了。当他们叫我们这样做，我们就只是说，‘是的，长官。'“

被否决的测试

在清理过程中，医疗队在清理大军中收集了超过1500份尿样，以计算他们吸收了多少钚。样本中的水平越高，意味着对健康的危害就越大。

这些测试的记录也许仍是这次清理中最突出的人为作品。它们显示，在这些人中，只有10人吸入的钚超出了可容许的安全剂量范围，这1500名士兵中的其余人都没有受到伤害。如今，依靠于这份结果，空军辩称这些人从未受到过辐射伤害。但实际进行了这项测试的人说，这份结果存在严重缺陷，对确定谁曾暴露于辐射几乎毫无用处。

“我们遵循了规定吗？见鬼，没有。我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设备，“曾在测试团队工作、现年79岁的维克托·B·斯卡阿说道。确定污染程度的化验需要收集12小时的尿液，但他表示，他从很多男人那得到的仅仅是一次的样本。而其他人，他说，从来没有进行过测试。

他把样本寄给了空军进行辐射测试的负责人、劳伦斯·T·奥德兰德医生，医生开始看到了高得惊人的结果。奥德兰德判断，这样极端的水平没有预示真正的健康威胁，而是由弥漫在营里的钚造成的，它污染了他们的手、他们的衣服及其它一切东西。他否决了约1000件样本（占比67%），包括爆炸发生后最初几天的所有样本，而当时的辐射水平可能是最高的。

如今94岁的奥德兰德居住在俄亥俄州希尔斯伯勒一个杂乱无章的维多利亚式房屋里，他的大厅挂着一张格陵兰岛轰炸机坠毁事故的照片，他质疑了自己当初的决定。

“我们无法知道什么东西来自污染，什么东西来自吸入，”他说，“是世界末日？还是一切都还很好？我必须做个决定。”

他说，他从来没有为这上千个可能已经受到污染的士兵得出过准确的结果。此外，他很快就意识到，被吸入肺部的钚并不总是能在这些退伍军人的尿液中检测到的，一些样品干净的男人仍然有受到污染的可能。

“这令人悲痛，的确，令人悲痛，”他说，“但是你可以做什么？你不能把钚取出来;你也不能治愈癌症。你能做的就是低下你的头，说你很抱歉。“

被扼杀的监测项目

奥德兰德深信只有尿样是不够的，他在1966年说服空军设立一个永久性的“钚沉积登记局”，以终身监测这些士兵的状况。

在这次清理后不久，来自空军、陆军、海军、退伍军人管理局（现退伍军人事务部）和原子能委员会的专家进行了会面并建立起这一项目。在致词中，作为总负责的空军表示，该计划是“必要的”，而对这些人进行终身监测将提供“迫切需要的数据”。

根据会议纪要，出于担心通知士兵关于他们暴露于辐射的事可能会“为他们采取法律行动提供平台”，组织者建议不要通知他们，同时还保管着医疗记录的测试细节。

该计划原打算让奥德兰德的工作人员跟进这些人。但在短短几个月内，他就碰了壁。

“出于‘睡着的狗'政策，他未能从国防部处得到支持以去跟进剩下的人，或是建立一张真正的登记表，”1967年原子能委员会的一份备忘录指出。

“‘睡着的狗'政策？就是息事宁人。就是别自找麻烦。我没同意。该死的，我没同意，“奥德兰德说，“每个人都同意我们应该观察着这些家伙，并照顾他们。然后某一个上层却决定最好是要摆脱这个麻烦。“

奥德兰德不知道是谁下令终止了这一项目，但他说，委员会里包括了军方的所有支部和退伍军人机构，所以这一命令可能从来自最高阶层的官员。

空军在1968年正式终止了这一项目。这一“永久”项目的委员会才仅仅碰了一次面。

清理之后，疾病

在清理结束后不久，士兵们开始生病。20多岁的健康小伙子出现关节痛、头痛和乏力。医生说，这是关节炎。一位年轻宪兵受鼻窦肿胀的折磨极其严重，他甚至会在地上拼命撞自己的头，以转移自己对痛苦的注意力。医生说是过敏。

有些人得了皮疹或长了肿瘤。一位名为诺里斯·N·保罗的飞行员得了囊肿，情况严重到他于1967年在医院花了半年时间进行植皮手术。他还得了不育症。

“没人知道我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保罗说。

当时一位名为阿瑟·金德勒的杂货店供应职员在爆炸的几天后，参与了番茄地的搜寻行动，浑身暴露在钚中，其程度之高，空军让他在海里洗干净，然后把他的衣服带走了，后来他得了睾丸癌和一种罕见的肺部感染，在事故发生的四年后，这一感染差点要了他的命。之后的这些年来，他三次罹患淋巴癌。

“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开始意识到这一点，这也许与曾经清理氢弹的工作有关，”今年74岁的金德勒在他位于亚利桑那州图森的家里接受采访时说，“你要明白，他们告诉我们的一切是安全的。我们还年轻。我们信任他们。他们为什么要撒谎？“

金德勒曾经两次向退伍军人从事务部申请帮助。“他们总是拒绝我，”他说，“最终，我放弃了。”

西班牙的监测

美国曾承诺为长期监测这个村庄村民的健康状况而付钱，但根据一份来自能源部门的解密报告显示，几十年来，美国只提供了约15%的经费，剩余的都是由西班牙支付的。残破的空气监测站未装好，设备也往往又旧又不可靠。在1970年代初，一位原子能委员会的科学家指出，监测土地的西班牙团队里实际只有一名孤独的研究生。

关于在这段时间内死于白血病的两个孩子的报告，最终也未作调查研究。带头负责监测人口的西班牙科学家在1976年的一份备忘录里向美国同行指出，鉴于这两个白血病病例，帕利马雷斯的“人口需要某种医疗监测，以保持对疾病或是死亡的关注。”但没有任何一种检测被实施。

在1990年代末，因为多年来自西班牙的压力，美国终于同意增加资金。对村庄进行的新调查发现了从前未被探测到的大量污染，有的地方的辐射是居民区所允许标准的20倍。2004年，西班牙悄悄地把弹坑附近污染最严重的土地围了起来。

此后，西班牙一直敦促美国完成清理现场。

由于不规则的监测，对公众产生的健康影响目前尚不清楚。2005年一份小型的死亡率调查显示，该村庄的癌症发病率比起该地区的同类村庄有所上升，但其作者，流行病学家佩德罗·安东尼奥·马丁内斯·皮尼利亚提醒说，结果也可能是由于随机误差导致，并鼓励进行更多的研究。

当时，美国能源署的科学家特里·汉密尔顿提出了另一项研究，指出了西班牙在监测技术方面的问题。“很明显他们对钚的吸收了解甚少，”他在接受采访时说道。但该部门没有批准他的提议。

西班牙官员表示，这种担忧可能被过度渲染了。西班牙核机构的环境和技术部门的负责人约兰达·贝尼托表示，据医疗检查的结果，帕利马雷斯的癌症发病率没有上升。“从科学的角度看，我们无法得出当地居民的癌症病例和这次事故之间的联系，”她说。

据估算，在1966年扩散的钚中，还有五分之一仍在污染这片地区。因为多年的压力，美国在2015年同意清理剩余的钚，但目前还没有任何得到批准的计划或是时间表。

“我要公开发声”

在最近一个下雨的清晨，乔治亚州巴克海特的退休科学教师诺兰·A·沃森，正在亚特兰大的退伍军人医疗中心为她的丈夫诺兰·F·沃森扶着门，直至他步履蹒跚地走进来，他颤抖的手都无法稳住他的手杖。

当年发生爆炸后，作为一名22岁的训犬员，诺兰·沃森就睡在离其中一个弹坑只有一步之遥的垃圾里。一年以后，他被剧烈地头痛和发僵的臀部所折磨，几乎不能走路。当时，他向退伍军人事务部寻求帮助。但他说他被拒绝了。多年来，他出现了关节疼痛、肾结石和局部皮肤癌等问题。2002年，他被诊断出患有肾癌，他的一个肾脏被摘除。2010年，他剩下的肾里出现了另外的癌症。最近的验血结果反常，显示出有白血病的可能。

“我想它毁了我的生活，”他说，“我当时很年轻，状态很好。但自那一天以后，我一直在出问题。“

现在73岁的沃森曾经向退伍军人机构提出索赔，但被拒绝了，他进行了上诉。帕利马雷斯的其他老兵曾提醒他，这只是在浪费时间。在他们知道的老兵中，只有一位最后成功因遭受辐射危害获得赔偿，这件事花了他整整10年，在他最终因胃癌而卧床不起的时候才得以实现。但沃森想到医疗中心来，就他自己曾暴露于钚提供个人的证词。

在该中心的等候室里，他的鼻子开始流血。

几年前，当他的第一次索赔被拒绝后，沃森的妻子开始搜寻政府的旧文件，希望自己能找到一些证明空军正在掩盖帕利马雷斯事故的证据。她想，也许，她能发现一些证据，能让当局重新进行考虑。

她找到了40年前的报告，它们能证实这些人的说法，即他们当时处于高辐射水平且达不到安全标准的环境中。但她最突出的发现，是2001年空军一份关于要重新评估帕利马雷斯老兵所受污染程度的报告。这项研究明确了之前的尿检存在严重缺陷的，它们“没有任何用处”，而空军应该对老兵进行重新测试。

沃森太太知道这项重新测试还没有进行过，于是她打给空军医疗服务询问原因。但她无法得到明确的答案，于是她请求当时佐治亚州的众议院议员保罗·布隆写了一封信给空军。在议员也无法得到明确的答案后，他提出了一项立法，众议院在2013年通过这项立法并要求空军就此给国会答复。

2013年，在法律的要求下，空军在给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一封信里提供了答复。让沃森太太沮丧的是，这不过是原来回复她和议员的话：在2001年的报告中建议的新测试“没有必要”，因为当时部队穿了防护装备，并且原来的尿检结果显示，几乎没有人暴露于辐射。解密文件和证人证词对这份空军提供给国会的报告的准确性提出了严重质疑。

发出信后，空军医疗服务悄悄地从其网站上——唯一公开那份2001年报告的地方——撤下了这份报告。

“我曾经认为这只是一个旧错误，但后来我发现他们仍在试图在掩盖它，”沃森太太在她家接受采访时说道。

负责空军医疗服务辐射健康计划的柯克·菲利普斯上校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说，空军已尽力为帕利马雷斯的退伍军人做了正确的事。它撤下了报告，是因为它不希望退伍军人还心怀希望，并且担心读者会觉得“困惑”。

“我们有很多老兵没有暴露于辐射，”他说。

帕利马雷斯当时的辐射水平很低，他说，而且士兵们穿着安全设备。而2001年那份报告中所建议的，用更精确的现代技术对他们进行重新检测，会检测出甚至更低的污染水平，这就更不可能让老兵从部门获得赔偿了。

“我们认为，重新检测会是一个真正的错误，”他说，“它会伤害到我们的退伍军人，因为我们相信重新检测得出的辐射水平甚至会更低。”

为了给予帕利马雷斯老兵他所谓的“疑点利益”，他说，空军在2013年停止了依赖于旧的尿检结果，而是从那时起，基于环境空气的辐射指数，为每一位清理现场的老兵指定了一个“在最坏情况下“的吸收剂量。

它为他们指定了0.31雷姆的吸收剂量——一个非常小的剂量，他们没有资格从部门那里得到什么帮助。而类似地清理了格陵兰坠毁现场的老兵，指定的剂量为零。

沃森太太详细地研究过帕利马雷斯的测试结果和报告，她说，环境空气测试也许不能反映在弹坑附近工作的人吸入了什么。“据我所知，它没有任何依据，也不会对任何人有什么用处，”她说，“你会奇怪为什么他们甚至会费心。”

当她和她的丈夫医疗中心等待时，她说他们已经预料到他们的上诉会失败。他们没有证据。无论什么他在他的证词中说什么，该部门仍会参考旧的尿液样本，以确定谁受到了伤害。沃森从来没有进行过尿样检测。他也无法提供新的尿样，因为癌证已经夺走了他的大部分肾脏。

如果上诉成功，沃森的所有医疗费用都将免除，每月将得到适度的伤残抚恤金。

“但是，这不是我这样做的原因，”他擦了擦鼻子说道，“我不是为了钱。”

他怀疑自己能否活得足够长来获得这些钱。最重要的是，他想要以正视听。他想告诉空军，他，以及那些和他一起服役的人，有资格得知真相。

“我要公开发声，该死的，”沃森说，“他们知道这整件事就是个弥天大谎。”

（翻译：冯陈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