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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周刊】大水拷问城市“良心”

7月6日一早,伴着一夜电闪雷鸣入睡的武汉市民推开窗户才发现,窗外又是一片泽国。武汉气象站记录的数据显示,从6月30日20时至7月6日10时,本轮强降雨已累计降下560.5毫米。彼时,雨还在下,据最终武汉市水务局给出的数据,当天实际降雨量达到了588毫米。

这一夜,位于武汉市水务局的防汛指挥部内,已经没有人能够坐得住,所有人都紧盯着前方显示屏上的气象图。到了凌晨4点,雨势依旧没有减弱的趋势,王钧叹了口气:“‘狼’终于来了!”

作为武汉市水务局污水管理处处长,王钧并不担心堤防设施。因为自1998年那场大水以后,武汉不断加强堤坝建设,在他看来已经足够坚固。真正让他担心的,是城市内涝。

王钧的担心很快得到印证,这场暴雨导致当天中心城区最高峰时共有162处渍水点,城市排水系统面临严峻挑战。

城市排水系统面临考验

持续连降暴雨,武汉城区部分地段出现了大面积渍水,由此引发了对武汉排水工程建设的质疑。

从2013年开始,武汉市启动实施中心城区排水设施建设三年攻坚行动计划,重点建设17个排水系统,总投资规模为132.85亿元。通过3年努力,系统完善排水体系、整体提高排水能力,实现在日降雨200毫米以内、小时降雨50毫米以内,中心城区城市功能基本不受渍水影响。据测算,日降雨达到200毫米,相当于下了15个东湖。按照计划,第一年将投资34.28亿元。但也正是这项130多亿元的工程建设投资,引发一些质疑。

《中国新闻周刊》查阅武汉市政府和武汉市水务局网站时发现,除了在2014年武汉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时任武汉市市长唐良智用了《武汉市中心城区排水设施建设三年攻坚行动计划》的提法,指出“2013年新建地下排水管网115公里,清淤排水管网4000公里,完成20个易渍水社区整治,城市排渍能力明显提升”。

而在此后的2015年、2016年武汉市政府工作报告中,都没有使用这一提法,只是在市政设施建设中对管网建设情况进行了介绍,是否属于三年攻坚行动计划范畴不得而知。

《中国新闻周刊》向王钧求证130亿元的去向时,他以今年6月3日央视《新闻1+1》节目中已做过权威解答为由,回避了这一问题。

在《新闻1+1》节目中,武汉市水务局的官员透露目前资金只使用了40亿元,并表示工程之所以进展缓慢,主要是因为改造项目涉及极为复杂的征地拆迁和补偿问题,结果工程进度被延后。

尽管出现质疑,但不少武汉市民却力挺城市的排水系统。市民肖先生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这次他所在的小区没淹,车库也没淹,足以证明市政排水设施还是起到了一定效果。“水比1998年退得快多了。”

1998年的大水给湖北人民留下了痛苦而难忘的记忆。当时,武汉中心城区全城内涝,几天后才逐渐退去。此后,武汉大规模开展防洪设施建设,截至2002年底,完成了397公里长江、汉江堤防整险加固工程。

2001年,武汉市专门成立水务局这一机构,所有和水有关的事项全部交由水务局管理。每年水务局都会设定目标,对市政排水设施进行完善,改造已有的排水管道,新建排水管道和泵站。

在王钧看来,与新建管道相比,对已有管道的改造难度更大。“就像装修新房和装修旧房,哪个更容易?”

在武汉市水务局网站上,2014年12月的排水基础设施数据显示,当时武汉市中心城区共有22个排水水系,汇水总面积1798平方公里,现有排水泵站38座,总抽排能力958立方米/秒;现有市政公共排水管涵4155.87公里;市公共进水井和检查井约19万座;主要明渠87条,总长240.7公里。根据2016年武汉市政府工作报告,2015年新增排水管网109公里。

随着排水系统的逐渐完善,渍水点也逐渐减少。2011年武汉市有88个渍水点,而据2013年6月公布的中心城区渍水地图显示,渍水点已减少到54个,并按照雨量被分为两类,分别用红色及绿色图标标识,“绿色”代表大暴雨,即24小时降水量100~250毫米积水点,共有22个。“红色”代表特大暴雨,即24小时降水量250毫米以上的积水点,共有32个。

而在武汉市水务局2016年5月12日最新公布的中心城区渍水风险图中,进一步降低了渍水点的雨量标准。在武汉市现有排水设施情况下,当发生3小时54.7毫米或24小时95毫米降雨时,中心城区将共产生渍水点67处,当发生3小时88.8毫米或24小时162毫米降雨时,中心城区将共产生201个渍水点。

走进武汉市防汛指挥部,迎面就是一个巨大的显示屏,显示着武汉市水务局信息综合管理平台,左右两边各有一个移动的显示屏。左边是武汉市水务局空间地理信息系统,右边是武汉市排水泵站管理处排渍指挥系统。

2016年,武汉市水务局整合各相关部门数据,投入1个亿建立了这套指挥系统。只要轻点鼠标,武汉市的河道水情、湖泊水情、水库水情、涵闸水位、滞水水情、港区信息、雨量信息、气象信息水质信息、泵站信息、土壤墒情,以及闸孔监测信息均可一键查询。此外,通过和交通运输委和公安局的监控系统相联,能实时将画面切换到任意监测点。

彼时是7月8日傍晚,王钧随机调出后湖大道反腐倡廉基地门口渍水点的监控,只见地面已干,路上车水马龙,行人如常。而通过江岸区滨江苑的堤防监控,可以看到江边绿树成荫,静静的江水被抹上一缕霞光,远处高楼林立,展示着城市的繁华。谁能想到就在两天前,这里曾是一片汪洋呢?

而在排水泵站管理处排渍指挥系统上,打开后湖泵站三期实时系统图,能看到12个泵的动态情况,每个泵下面一个转动的圈,如果停止转动,则表示对应的泵不在使用状态,用绿色标记。如果依然在转,则表示泵正在抽水,用红色标记。《中国新闻周刊》看到,除两个泵还在转动以外,其他的泵都已经停止,表示已无渍水。

城建争议

从6月11日武汉降下第一场大雨以来,王钧脑子里那根弦就没有松过,一个星期加起来睡眠不到十个小时,其中有两天,整整48小时没有合眼。焦虑加上疲惫,他患上了重感冒,嗓子有些嘶哑,但即使这样,手里的烟也没停过,一根接着一根。

随着大雨而来的,是各种谣言和负面的声音。为了化解被动局面,武汉市水务局开始主动披露信息,王钧成了临时的新闻发言人。连他自己都记不清究竟接待了多少家媒体,“应该有300多个记者吧,就今天已经接待了6拨,晚上还有。”

实际上武汉在防汛方面是很有经验的,早在4月底5月初,水务局就一直开动水泵,将湖水抽到长江中,保持着湖泊在可能的最低水位,尽量能降低内涝的可能性。在汛期之前,还发动一线的人疏管涵清淤泥,保障所有的水泵在最佳状态,保证每一寸水管都拉好。“就这样花了150天时间,把全市5800个管道全部掏了一遍。”王钧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如果不是提前做了这些,后果更不可想象,但这次雨实在太大了,我今年50岁了,还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根据新中国成立以来武汉防汛数据,武汉关水位在1954年曾达到29.73米,这是长江曾经达到的历史最高水位,也是武汉的保证水位。7月6日这场大雨,武汉关水位达到28.37米,水位排武汉历史上第五,超过1931年的28.28米。

此外,据王钧介绍,武汉有着全国最大的抽排系统,在一般情况下,如果下大暴雨,长江水位比较低的情况下,雨水可通过管道直接排到江里,但武汉有个关键的不足就是雨汛同期。目前在武汉中心城区里,平均海拔高度在25米以下,低于7月6日当天的长江水位,因此,武汉的水只能靠泵站抽排出去。连日来,各泵站都已经是超负荷运转。

虽然武汉投资巨大建设排水系统,但城市依然存在“看海”的问题。在7月6日下午,武汉防汛指挥部紧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武汉市水务局排水处相关负责人坦言,武汉市的排水系统建设标准偏低,为24小时降雨100毫米,小时降雨34.5毫米。只要其中一项指标超标,就会产生渍水。

在《武汉市排水防涝系统规划设计标准》中,重要地区和路段的设计暴雨重现期是20年,一般地区和路段的设计暴雨重现期是10年。这一标准是如何制定出来的?《中国新闻周刊》曾试图联系武汉市规划设计院负责人,得到的答复是必须通过上级部门批准才能接受采访,截至记者发稿,依然没有得到答复。

《中国新闻周刊》发现此次渍水严重的地区并非老城区,而是一些新城区,比如这次渍水严重的光谷金融港,过了两天水还没有完全退去。

“老城区基础设施没有新城区好,老城区也没有新城区排水管大,基础设施也没有新城区全面,为什么老城区不淹,反而新城区淹了呢,这不是规划问题,而是后面的建设管理问题。”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石楠一针见血地指出,规划里面做了开挖疏通工程,但在建设过程中把一些自然水系统中的河汊部分打乱了,在自然的状态下,水是可以排出去的。

“从根上找原因,是建设程序有问题,如果真正把防洪排涝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那么在开工建设之前,应该是先把整个区域内的排水做好,然后再做内部建设。因为新的建设打乱了原有水系,要给水流新的出路、新的蓄水空间。”石楠说,“但现在很多开发商只管自己的地盘,反而对排水的系统性不注意,或者是只把自己地盘以内的排水系统做好,而不管水排出去之后怎么办,从而导致排水不畅。”

除了规划理念的问题,一些水利专家也纷纷撰文,指武汉大量地填湖,大大减弱了湖泊调蓄能力。历史数据显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武汉市城区湖泊127个,但目前只剩下40个,近90个湖泊消失。

一则来源于新华社的报道被迅速传播开来,报道通过谷歌地球的历史图片,清晰展现了武汉湖泊“消失”的过程。以沙湖为例,截取西南一角,便可以看出历年的变迁。2000年还是一汪湖水,到2003年可看到填埋作业,随后几年展开建设,2011年填埋范围进一步扩张,到了2015年,几栋高层住宅拔地而起。

沙湖边上的梦湖水岸就是一座2005年在湖面上盖起的小区,刚因一场“民告官”的官司一战成名。2010年,武汉市相关部门为了改善沙湖水质,对沙湖进行清淤,挖出来的数万立方淤泥堆在小区临湖栈道栏杆边,面积越来越大,散发出一阵恶臭,久而久之,成了垃圾堆积的场所,淤泥渐渐变成了一片陆地。

梦湖水岸的居民黄先生2008年搬到小区,那时候,沙湖边上有一大片荷塘,一到夏天,池塘里开满了荷花,美极了。那时候水也很清,总有人在围栏边的石凳上钓鱼;每天早上,附近湖北大学的学生在湖边背书,人和景浑然一体。但随着淤泥的堆积,人们不爱上湖边来了,而荷塘也被垃圾填埋,一下雨污水横流,臭气熏天。居民们多次向相关部门反映,却迟迟没有得到解决。

到了2014年,梦湖水岸居民突然发现,这段遗留多年的淤泥上,竟然有人运来了建筑垃圾,准备在上面修路。经过多方询问才知道,相关部门在这里规划了一条长约1.2公里,宽20米的马路,并在下面设箱涵,将周边雨水收集至二郎庙污水处理厂。

这一方案遭到小区居民、邻近湖北大学师生以及爱湖护湖人士的反对。他们认为,规划的环湖路北段北面几十米,就是平行的团结大道,再修建20米的道路根本没有必要,势必占用过多湖面,而且由于环湖路的尽头是湖北大学附属小学,如果这里开通车行道,会给小区、学校带来安全隐患和噪音污染。

2014年12月5日,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发布了《沙湖环湖路北段(沙湖大桥~福星西路)规划方案批前公示》,因为之前20米宽的方案遭到反对,该局对方案进行了调整,这条路准备修成6米宽的绿道,仅供行人和自行车通行。公示显示,这条道路长1741.97 米,红线宽6~20米。因为附近小区污水向沙湖直接排放,环湖北路下面修建箱涵将污水引至污水处理厂刻不容缓,不可避免要占用湖面和沙湖边的藕塘。

这一方案依然遭到居民的反对,于是他们将负责湖泊管理的水务局告上法庭:“我们小区居民花了20多万元打官司,连中央电视台都来了,但这条路还是照常修起来了。”

在当地居民黄先生带领下,《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踩着泥土爬上了这条新修的环湖路,水泥路面平整宽敞,湖风徐来,很是舒服,但路沿和小区交界处,依然可见淤泥和建筑垃圾。

黄先生指着路边的布满青藓的石凳说:“原来人们都在这儿乘凉、钓鱼、聊天,你看现在,唉,都荒废了。”又指着路中间的杨树,“原来为了填湖,这些树都砍掉了,后来才种的,你看现在都长这么粗了!”

这场官司最后以居民的胜利告终,判决市水务局赶紧清走淤泥和建筑垃圾,还居民一方清水。2016年3月29日判决书下来,要求6月29日全部清走。但直到7月8日,岸边仍有大量的淤泥,工人正在烈日下紧张地施工。“我们沙湖还是幸运的,你看南湖、汤逊湖,淹水的居民现在还出不了门呢。”黄先生说。

对于网上关于填湖造成武汉内涝的说法,王钧有些愤愤不平。他表示,填湖并非近几年城市发展才出现的,更多的湖泊消失是由于上世纪60年代的围垦造田。当时自然条件恶劣,老百姓肚子都吃不饱,只能向湖水要地,在里面种上庄稼。

上世纪90年代,为了城市发展,确实也有填湖的现象,最大的填湖工程是现在的东西湖经济技术开发区。

2002年,武汉市出台全国首部湖泊管理条例,对填湖进行严格地遏制。“当时中心城区40多条湖泊,加上远城区一共166条湖泊,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到现在为止一个都没有少。所以湖面减少这个账是历史的账,怎么能算在现在人的头上?”王钧说道。

对此,石楠也表示,从规划部门角度,其实是反对填湖的,在前几年,甚至通过公示,对违规填湖的区县进行排名,以示警戒。

但这并没能阻止填湖的步伐。站在梦湖水岸,远远能看到湖对岸高楼耸立,黄先生介绍说,那是楚河汉街,也是在湖面上兴起的,将沙湖拦腰切断。

王钧也坦承,尽管湖泊管理条例出现后,湖泊数量没有减少,但面积有一点萎缩,因为湖泊条例出台之后的确有一些细致的工作没做,因为湖不是一个完整的方形或者圆形,对于一些边边角角的部分是否属于湖泊并无定论。因此在规划中,在国家的法律体系中是可以开发的。

近几年来,武汉市一直推进湖泊管理工作,2007年编制了《武汉市中心城区湖泊“三线一路”保护规划》,“三线一路”由蓝线(水域线)、绿线(绿化用地线)、灰线(外围控制范围线)和环湖道路组成。蓝线、绿线之内不得任意开发,灰线内的建设要与滨水环境相协调,保护湖泊资源的公共性和共享性。

据王钧介绍,其中,蓝线是最难画的,要观测几年的数据,春夏秋冬,根据气象条件淹没到什么程度了,然后计算出在什么雨量控制到什么水位,通过这个水域线把它控制住。

武汉市2012年划定了中心城区40个湖泊的“三线一路”,2013年划定23个湖泊的保护范围,到2015年2月,又新增103个湖泊。 至此,武汉市166个湖泊的保护范围全部划定。

2015年,《武汉湖泊保护条例》完成12年来最大的一次修订,在这部堪称最严湖泊保护条例中,对涉及湖泊水域的建设行为作出更加严格的规定:建设防洪、改善修复水环境、生态保护、道路交通等公共设施,应当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涉及生态底线区调整的,应当事先报市人大常委会审议;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对占用湖泊水域申请进行审查时,应当组织听证,听取周边居民和有关专家的意见;在报市政府批准前,应将有关事项向社会公示。而且,湖泊保护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对破坏湖泊环境的行为也加重了处罚力度,对违法填湖、湖泊水域的违法建设最高可罚款50万元。

“这是高压线的线头,绝对不能动。如果真的因为市政建设非要占用湖泊,那么要以水还水,在另一个地方另启一处湖还回来。”王钧表示,2009年武汉市在水务局下面成立湖泊管理局,负责全市湖泊的保护、管理、治理和监督、承担全市水务执法工作。至今,没有批任何一条占湖填湖的申请。

不应过于强调改造自然的能力

在目前武汉市开展的规划中,有两条路径被认为是缓解内涝问题的良方,一个是海绵城市建设,另一个是地下排水深隧系统。

所谓海绵城市,是指城市像海绵一样,遇到降雨时能够就地或者就近“吸收、存蓄、渗透、净化”径流雨水,补充地下水、调节水循环;需要时将蓄存的水释放出来并加以利用,从而让水在城市中的迁移活动更加自然。2015年,住建部决定在全国开展海绵城市试点,武汉市成为首批试点城市之一。

据武汉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建设工程节能处副处长彭波介绍,武汉市政府在申请时,按照国家规定的15平方公里下限,选取了青山示范区和汉阳示范区两个示范区,共38.5平方公里的范围。青山示范区是一个典型的老城区,它是基于共和国的长子武钢共同成长起来的,有几十年的历史。汉阳示范区则更多是一个新区,原来是在四新新区范围内,还没有完全建好,周边的规划设计也都是近几年的事情,建设的空间比较大。

“当时的设想就是选一个旧点的区域,一个新点的区域,去做一些探索,因为海绵城市毕竟是一个长线发展的事情,所以从两个方面积累一些经验,也是为更好实现未来2020~2030年全面推广海绵城市的目标。”彭波说。

为支持全市开展海绵城市建设、改造和管理机制的探索与创新,武汉市拟投资102亿元。这些资金将主要用于居住小区、公共绿化、道路海绵性改造和排水系统建设、水生态修复等7大项目建设。根据规划,改造完成后,武汉市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在70%以上。

按照国家集中连片示范的要求,武汉市确立了389个海绵城市项目,分别散布在两个示范区里面。从项目进展来看,开工的项目不少,但真正完工的项目只有汉阳示范区里的一个项目,因为很多前期开工较早的项目,一般工期拉得比较长,比如说大一点的泵站、岗渠工程,工期都在两三年以上。

在部分海绵项目上,武汉市要求每次下大雨都要给做一个雨情专报。6月11日,汛期下了第一场暴雨,这场雨从早上8点开始下,10点钟开始下暴雨,一直持续到中午大概两三点钟。根据监测表现的结果,如果不做海绵城市,正常情况下,大概10~15分钟之后,这个区域就会有水往外流,但从实测结果来看,直到11:30才开始有明显的雨水外流。

“这就说明这个区域通过海绵改造,已经出现一个半小时的错峰和调蓄。如果全市所有的小区、所有的道路、所有的项目都能够为城市贡献一小时以上,哪怕是半个小时,就可以为治水和防涝做出巨大的贡献。”彭波说,他打了个比方,本来人一天要吃三碗饭,分成早中晚三餐吃。但如果把三餐都堆在面前,让你一次吃下去,就会很难受。

“错峰是对一个点而言的,但是对区域而言,其实应该叫做削峰更合适。”彭波说,因为如果所有区域都在第一时间把水排放出去,就会形成一个总体的排放峰值,这样会非常糟糕。但如果每个地方都能够延缓排水的峰值,那么整个周边管网的负荷压力就会小很多。毕竟连续不断超强度下雨的情况不多,所以稍微缓解一点,海绵城市的调蓄能力就跟上来了,就可以用整个管网释放大量的压力。

从实践来看,小雨和中雨可以使用海绵功能,而对于武汉市而言,针对24.5毫米左右的降雨量,也就是中雨的时候,海绵城市有较好的调控能力。如果到了25毫米以上,特别是像武汉这一次的日降雨量到了大暴雨级别,海绵功能就没用了。此外,对于长时期的降雨,梅雨季节,海绵项目作用也有限。“一块吸足了水的海绵还能指望它持续吸水吗?”彭波反问。

对于海绵城市,住建部提出了四个指标,“小雨不渍水、大雨不内涝、水体不黑臭、热岛有缓解”。一位不愿具名研究海绵城市的专家认为,这并不意味着海绵城市的目的只是为了解决内涝问题。“海绵城市是涵义更广的一个概念,包括内涝但不限于内涝。”

上述专家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海绵城市包括三套系统,第一是源头,第二是管网,第三是调蓄,如果终端调蓄功能跟不上,单依赖于源头做大,无法解决内涝问题。因此,在整个城市规划层面要进行系统规划,不该规划建设的一定要守住,河湖、山地、林地该保护的一定要保护,如果违背自然规律,一定会遭到大自然的警告。

同时,很多城市地下管网配套设施跟不上,包括管网标准偏低,建设过程不到位,管网运行不到位等,“如果这些传统的基础设施都没跟上,就空谈海绵城市,那只是白费力气。”上述专家说。因此,要解决城市内涝问题,还需要运行、建设、管理多管齐下,特别是加强管网、泵站、地表设施管理,而不能奢望海绵城市解决所有问题。

除了海绵城市之外,武汉规划部门正会同相关单位编制《武汉市中心城区深层排水隧道概念性规划》,拟在汉口、武昌沿江地区修建大型深层排水走廊。对此,王钧从概念层面向《中国新闻周刊》作了介绍:此前,武汉一般排水管道的深度在地下3米至8米,而深隧可达到地下40米;一般排水管道直径为1米,深隧直径或达3米至4.8米,可以跑汽车。所以,深隧比起浅隧,就像“大动脉”对上“毛细血管”,排水能力将大为增强。但他同时表示,目前还在做前期论证,并没有进入实质性的工程操作。

近年来,武汉在排水系统建设上投入大量资金,也做了很多的尝试,但在石楠看来,这么多年来,无论是武汉还是其他城市,都过于倚重工程措施,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很多问题靠工程能解决,但如果把工程想象得过于强大,肯定会违反自然规律,受到自然惩罚。”

石楠表示,城市本身是个人工系统,水是自然系统。按照自然规律,雨水下来,先到土壤,土壤渗下去,表面来不及渗下去的流入小河,然后到大河、到长江里去,一般来说,从土壤到小河可能要20分钟到1个小时。可现在工程措施十分强大,雨水来了就直接进了管道,不到5分钟就能到小河,汇水面积太大,小河根本来不及排。

“从城市建设理念来讲,不应过于强调工程措施对自然的改造能力,我们的工程在大自然面前非常脆弱,尤其是超强大暴雨来临时,武汉这场雨,搁到任何一个城市都可能是灭顶之灾。”石楠说。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的“王钧”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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